回顧2012年的台灣紀錄片，有不少現象和作品特別值得一提，首先是院線市場，雖然僅有兩部，數量比起往年都要少，分別是華天灝導演的《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與李靖惠的《麵包情人》，但票房成績有新的突破。
院線票房突起
《麵包情人》在2011年即完成，先後參加了許多國內外影展，並奪得諸多獎項，在2012年由「麵包情人電影有限公司」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共同發行。意即這部講述菲律賓移工在台工作辛酸的影片，沒有委託專業電影片商協助，反而較像是採取獨立映演方式，透過教會系統進行宣傳。
《不老騎士》則是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委託製作，主要記錄其單位於2007年發起「挑戰八十、超越千里～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日記」方案，十七位長者進行為期十三天的的騎摩托車環島行程。影片基本上以側拍的角度進行，在2008年先發行了搶先版，再於2012年修訂新版本，並在CNEX視納華仁的協助下，發行上映院線，總計共上映六十三天，票房突破三千萬，超越了2004年吳乙峰《生命》的一千萬票房，成為台灣影史中的紀錄片票房冠軍；在2013年一月時，更於香港上映，可看出影片所席捲的熱潮。
但片中仍有難以忽略的技術問題（如影像大量失焦），以內容而言，高齡八十的長者們騎機車環島逐夢，其類似路徑有跡可循，特別是在紀錄片上，近年已有《飛行少年》（2008）、《帶著夢想去旅行》（2010）、《青春啦啦隊》（2010）等影片，而且彼此間除了題材上稍有差異外，手法與主軸皆很相似。片中，或許更值得追探的核心問題是，何以這群老人們要冒著危險，以「非常態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可惜的是，導演似乎無意去談論相關問題，整部影片較像是一種側拍記錄，應有的探究精神，在驚人行為與勵志情懷之中被淹沒了，因而只能簡單化的以「環島成功」來迴避一切。令人擔憂的是，當我們越習慣以「結果論」去談論事情，「實踐夢想」恐怕也將成為越來越單一的簡廉價值。若影片質量沒有向上提升，那麼該如何定義票房紀錄的意義呢？
這個值得記上一筆的紀錄，讓人從發行層面（甚至製作層面）上，清楚地看見NGO團體之於紀錄片的關係，宗教團體也好，慈善團體也好，都透過串聯、動員、包場力挺影片，這與過去將紀錄片運用在社區或地方上做為一種文化培力做法類似，雖然意義上未必相同，但當戰場換到了商業市場上，顯然更具規模與組織力。對於台灣紀錄片而言，三千萬的票房的意義，或許展現了市場的潛力，以及示範了紀錄片在商業與議題推廣如何雙贏，甚至影響各方投資者對台灣紀錄片的意願，種種可能性值得往後繼續觀察。
除了這兩部作品外，龍男‧以撒克‧凡亞斯與黃信堯這兩位導演，因合作《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獲得2011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後，也順勢在台北光點一起聯手推出了「新瓶裝舊酒─很久沒有敬你了我影展」，影展中播映兩人過去所有作品，這是台灣首次由導演自己策劃推出的紀錄片專題影展。
影展佳作
除此之外，影展和電視頻道（台灣仍以公視的「紀錄觀點」為主）還是最多紀錄片曝光的場域。
像是中生代導演李立劭的《邊城啟示錄》，便是公視與國藝會在2009年推出「千萬專案」中的獲補作品。影片以1949年後被國民黨遺棄的「泰北孤軍」為主體，他們一直在等待時機反攻大陸，但五十年過去，時空往前移逝，但他們的意識、任務卻仍停留在五十年前，所有的一切都極度錯亂。
《邊城啟示錄》內容上探尋經歷五十年後，他們的身份認同、意識形態、歷史矛盾等問題，像是在泰北的每一所華校，每逢雙十國慶日，他們的子弟，仍手舉青天白日旗，高唱中華民國頌，等待反攻大陸的那天到來；在形式上，雖然貌似深度調查，但實則隱藏著導演很強的觀點與巧思，常常在小地方利用畫面與聲音的搭配，譬如有一場在站哨亭模擬過去軍人以無線電溝通的情況，巧妙地利用主角的背影再現過去，隱喻時空變化，也連帶說明了對於泰北孤軍而言，過去與現在僅是一線之隔。
《邊城啟示錄》所揭露的「我是誰」的處境，其實也直指了一直以來台灣的難題─「歷史與認同」。該片在2012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時，獲得了評審讚賞，奪得了台灣獎的評審團特別獎。
沈可尚的《築巢人》也是「千萬專案」的其一企劃，前作《搖滾星球的孩子》（2009）聚焦的是自閉症患者，而《築巢人》則繼續發展同一主題，不同的是將鏡頭對準「父親」，描寫身為病童人父的心境，進而帶出整個父子與整個家庭的關係。
影像雖然看似冷冽，但沈可尚這次採取一種「介入」的姿態，彷彿掏空自己，就成為父親與孩子的中間人，但同時又像是個隱形人，默默觀察他們之間的一切，完全投身在自閉症家庭的現場，用近乎冷眼的方式帶我們看見父親的脆弱和瘋狂，在愛裡的失控與掙扎，呈現了更為複雜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令人無語卻充滿餘韻。
另一部佳作，是公視委託許慧如導演製作的《大水之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 》，影片聚焦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高雄南沙魯的村民如何走過傷痛，重新振作。縱然此片仍有電視規格的鑿痕（如片長、敘事手法），但並非過程的流水帳或一昧感人勵志，反而從更人道主義的觀點，去理解失去「家」的心情，以及重建「家」的嚮往，在感性之餘，不忘著重於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信念、依存關係，難能可貴。
許慧如同時還有另一部作品《鄉關何處》，因一次歐洲之旅意外發現丈夫的父親與北美原住民肖像極為相似，其家族姓氏「姬」也非常特別，於此同時，莫拉克風災一夕摧毀了小林村，關於平埔族文化的線索難尋，隨著族人們的重建過程，她也踏上一趟追尋身世之旅。片中多以第一人稱敘事進行，其問題或許是以旁白描述背景、故事與心情過於滿溢，而較少留下想像空間，但即便如此，帶著「血緣」、「族別」、「原鄉」…等等意識追尋線索，皆拋出了有趣的提問，也從歷史中發現許多陌生與荒謬。到頭竟發現，原來，過程就是答案。
《鄉關何處》也在重新邁出新步伐、大幅更動獎項的南方影展中獲得了「人權關懷獎」。
另外，令人驚艷的則是阮金紅的《失婚記》，該片選擇在地方影展「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座談映演」中首映。影片描述四個新移民姊妹來台追求幸福，卻都因故失去婚姻的過程。阮金紅是越南人，因婚姻仲介嫁來台灣，卻被前夫家暴訴請離婚，獨自扶養小孩，走過一段辛苦的過程終於獲得幸福，她也將自己的故事放入片中。
這樣的特殊身份對影片而言，是關鍵的切入點，導演甚至自己進到鏡頭裡，和被攝者一起面對不堪過去，在生活上協助與陪伴她們；在進退之間，都可以看見她不顧一切的關懷與無所畏懼的心態。更重要的是，《失婚記》從一個更內部更深處的觀點，討論了異國通婚與下一代的種種問題。影像上雖然樸實，但敘事已很完整，導演所表露的立場和觀點，還有與每位主角間的情感交流，都讓這部影片難以取代，獨一無二，值得鼓勵。
來自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學生鄒猷新導演的畢業作品《阿鼻》，則是另一個以親身經驗出發的撼人作品。影片講述的是，這個僅有三人的小家庭，有著長年以來，因爭執而起的家庭暴力，導演的父親長期與母親爭吵不休，甚至多次動手打人，而母親仍然我行我素，雙方皆陷入痛苦的深淵，誰也不願意改變。做為兒子的導演在這樣的壓力下漸漸長大，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
因此選擇自拍並非勇氣驅使或刻意想暴露隱私，迫使他拿起攝影機的動力，與其說是要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說是希望嘗試用創作的心情、用持著攝影機的姿態去面對與解決自身的問題。當家裡再度發生爭執時，導演再也忍不住對他們的情緒，開始大聲斥責，逼問父母。
最終，真正的真相在鍥而不捨的追問下已無法掩飾，而那或許是，他們都只冀求對方符合自己心中美好的伴侶形象，不想改變自己，毫不在乎對方感受，固守地不願意正視事實；換句話說，家庭暴力的對與錯，在片中不再是單向的施與受，顯得模糊曖昧。
《阿鼻》真正揪心之處也在於此，這正是導演所稱的「阿鼻地獄」，人陷在「（假像的）家」的痛苦迴圈裡相互折磨，牢籠沒有出口，也永無止境，暗示著人的改變是極其困難的。雖然這一切在導演的意念下看似極度灰暗、悲觀，但這些與父母的互動，其實同時也表露了導演對於「愛」的渴求與嚮往，這樣的自我剖露，使得影片就像是一則痛心的愛之告白，有機會看見人的脆弱、渺小與無助，充滿悲淒，無比感傷。這部充滿爆發力的自拍作品，也入圍了紀錄片雙年展，並在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的短片組奪得首獎。
金馬獎的警示
在2012整年度中，最令大家議論紛紛的，莫過於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頒獎結果。在破天荒有四部紀錄片入圍的情況下（往年最多都只有三部），得獎呼聲較高，受到許多觀眾喜愛的台灣片《牽阮的手》（2011）、《麵包情人》（2011）、《時間之旅》皆鎩羽而歸 ，獲獎的是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的作品《千錘百鍊》（China Heavy Weight），他的舊作《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在2008年時也曾獲同一獎項。
這麼多年來，金馬獎中的紀錄片與創作短片獎項，大多由台灣影片獲獎，但此次最佳創作短片頒給了中國影片《拾荒少年》，最佳紀錄片《千錘百鍊》則是由加拿大的Eyesteel Films與中國的中視遠方（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對台灣電影／紀錄片而言，此現象或許可視為一種警訊，應該深思。
回顧台灣紀錄片的歷史，從八０年代以來，紀錄片便與社會快速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聞名的就是以記錄社會運動現場，想要破政治禁忌與言論封鎖的反對派媒體「綠色小組」，他們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具以扳倒威權為訴求，對台灣民主與社會影響甚鉅；進入九０年代後，亦有更多人投入紀錄片的拍攝，最著名的作品當屬以王小棣為首的「百工圖」系列，以及吳乙峰和全景映像工作室的「人間燈火」系列、《月亮的小孩》等作品，之後也鼓勵了更多人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及身邊的故事。
大體來說，這些影片的主題包括了社會運動、常民百姓、弱勢者等等，仍是與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所相對應的。這些重要作品的起始點，都是站在與威權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為了「反對」什麼，或為了「扭轉」什麼而拍的。
換句話說，站在強權強勢的對立面，意即帶有「反（對）」的意識，是台灣紀錄片中很重要的主張，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影片是具有「獨立觀點」的。在台灣紀錄片多年來的累積與發展下，這也逐漸成為台灣紀錄片中一種難以忽視的「慣性／傳統」。但隨著民主發展的程度越高，這股「反」的意識很容易取得一種正當性，失去了獨立性，變成「為反而反」，掉入邏輯陷阱而成為一種當代的政治正確。彷彿只要擁有反對者姿態，一切就顯得如此理所當然。
以今年金馬獎入圍的作品為例，李靖惠的《麵包情人》正是因為自己的外公外婆入院，而結識了這群照顧他們的外籍看護，但可惜的也是導演沒有利用這份「個人性」去滲入題材，挖掘出潛藏當中的幽微人性。《麵包情人》雖然感性好看，可是觀點與立場仍是相對保守的。
而顏蘭權、莊益增拍攝六年的《牽阮的手》，同樣是以感性為訴求，特別是主角田媽媽是那麼擅於演說，如何能保留出一段追探主角深層想法機會的距離，不只是讓影片成為一種宣傳與讚頌，也要能從現代反顧過去歷史（畢竟距離解嚴已有25年了），跳脫出悲憤情緒中，找出新的觀點，反而成為該片能否擁有歷史高度和獨立觀點很重要的關鍵。
周東彥拍攝藝術家黃明正的《時間之旅》，主要跟拍了黃明正希望透過街頭賣藝或巡迴演出的方式環遊世界的「Momento Trip 時間之旅」藝術計畫，首站選定的就是「台灣」。影片於是跟拍了環島的過程，訪談了許多幕後工作同伴，強調著夢想的旅程以及路上許多的人事物風景。片中有極大的篇幅圍繞在主角身上，但他鮮少與人談話溝通，背後支撐藝術家走下去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讓他願意忍受孤獨和苦痛，影片似乎無力深探……
再看看以中國拳擊手為題材的《千錘百鍊》，花了五年時間跟拍，同樣觸及了政治面（1953年毛澤東禁止了拳擊這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運動，在1983年解禁），兩位年輕人希望投入拳擊運動能給自己帶來新的未來，原本應該是一則動人勵志故事，卻因人心慾望與家庭條件，走向了不如意的現實。故事到此都還可預料，但驚人的是，片中擔任教練的半退休拳手卻仍想重返拳壇，重返賽場的結果竟卻被對手痛擊倒地，提早投降，自此這個故事與激勵人心不再相關，反而成為一齣極度不堪的失敗者之歌。這份轉折，說明了導演是有觀點、意願和能力去處理這個「反／負面」題材，從中掏出人性的複雜限度，影片也因而產生對比和辯證，得獎不是因與台灣本土製作的預算規模的差異（該片預算約八十三萬美金），絕非僥倖。
這次金馬獎的結果透露的訊息，是近年來台灣紀錄片發展的瓶頸與隱憂。
「反對的發聲」的確曾經是台灣紀錄片很重要的傳統，也是其擁有動人力量的特色。但當絕對的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台灣在民主發展的路上緩慢前進至今，紀錄片接踵而來的考驗，應是如何擺脫觀點上的慣性，不應僅僅簡單地依附於單一的巨大幽靈身上，不能依舊滿足於自己「反對的姿態」，而必須延伸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觀點，去挑戰與面對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事件。即使選擇站在反對者／受害者這一邊，仍不能安逸於講述一種單一的價值。
特別是關於當代的台灣紀錄片，當選擇站在哪一方的態勢已很明確，無論是針對強權或者是弱者，若能將過去生猛強韌的反對力道，轉化為戳破偽善與鄉愿、探索靈魂與人性的扎實能量，如此才能帶領觀眾走的更深更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從上到下，官方到民間，台灣都有非常大量的紀錄片關注天然災害、土地爭議、弱勢族群、社會運動，但真正傑出的作品卻不多。
影展與環境
在台中國美館舉辦的紀錄片年度盛事「2012第八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是該影展移師台中後的第八年；主辦單位為文建會，國美館為承辦單位。但實質上，影展仍以「標案」方式進行，由廠商／團隊包攬；同時，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自2006年起，每年的策展人／團隊則由國美館邀請專業者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共同推選（館內也無影展專業人員）。在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但實際上彼此的關係不是合作，而較像是廠商之於業主的委雇關係。
整體而言，縱然影展邀請到許多國際影片、貴賓，數量、外表看起來豐富亮麗，但在策劃與執行上，像是單元規劃、論壇設計、日報內容等等細節上，卻顧此失彼，看不見核心，隱隱透露一種失衡狀態，忽略了經營深度，耕耘本土的重要。
2012年5月20日，過去的文化建設委員會因組織再造，正式改為「文化部」，開始著重紀錄片的相關業務；在雙年展結束後，就傳出文化部要將雙年展移回台北的消息，原因不明，對於這個擁有孱弱體質的影展，勢必會有一波新的震盪。
在官方之外，民間紀錄片組織也一直自發性舉辦紮實的活動，像是CNEX的華人提案大會（CCDF）、電影創作聯盟的「DOC DOC健診工作坊」，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的「紀工聚會」，女性影像學會的「紀錄片培訓」，一點一滴地累積了不少紀錄片製作、發行、討論學習的種子；歷經四年，一直以來堅持常態放映台灣紀錄片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座談」則因場地問題無限期暫停，轉型為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http:/taiwandocs.tfi.org.tw），蒐羅了上千部台灣紀錄片的資料，並設有中英文版本，留存下寶貴的資料，可供選片及研究之用。
映演方面，除了許多行之有年的影展，如南方影展、女性影展、地方志影展等等外，也有非常多NGO組織或個人，針對社會議題發聲，像是都更拆遷、環境汙染、土地正義等題目，籌組「議題式」的影展，成為台灣紀錄片曝光的另一重要場域；相對而言，這是公民意識的抬頭，也說明台灣社會正經歷重大的震盪。
回顧這一整年，台灣紀錄片確實有一些突破，看到《不老騎士》在商業市場上的可能，有阮金紅這樣背景的人加入紀錄片拍攝，台灣紀錄片的題材仍豐富多樣，似乎有著一絲曙光；但同時也有一些隱憂，大多數的紀錄片製作或活動，仍無法不仰賴政府的補助，要建立起真正的「產業」或「市場」的藍圖仍非常遙遠。
從榮景中看見瓶頸，或許是迎接下一階段，一個不一樣的年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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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情人》在2011年即完成，先後參加了許多國內外影展，並奪得諸多獎項，在2012年由「麵包情人電影有限公司」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共同發行。意即這部講述菲律賓移工在台工作辛酸的影片，沒有委託專業電影片商協助，反而較像是採取獨立映演方式，透過教會系統進行宣傳。
《不老騎士》則是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委託製作，主要記錄其單位於2007年發起「挑戰八十、超越千里～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日記」方案，十七位長者進行為期十三天的的騎摩托車環島行程。影片基本上以側拍的角度進行，在2008年先發行了搶先版，再於2012年修訂新版本，並在CNEX視納華仁的協助下，發行上映院線，總計共上映六十三天，票房突破三千萬，超越了2004年吳乙峰《生命》的一千萬票房，成為台灣影史中的紀錄片票房冠軍；在2013年一月時，更於香港上映，可看出影片所席捲的熱潮。
但片中仍有難以忽略的技術問題（如影像大量失焦），以內容而言，高齡八十的長者們騎機車環島逐夢，其類似路徑有跡可循，特別是在紀錄片上，近年已有《飛行少年》（2008）、《帶著夢想去旅行》（2010）、《青春啦啦隊》（2010）等影片，而且彼此間除了題材上稍有差異外，手法與主軸皆很相似。片中，或許更值得追探的核心問題是，何以這群老人們要冒著危險，以「非常態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可惜的是，導演似乎無意去談論相關問題，整部影片較像是一種側拍記錄，應有的探究精神，在驚人行為與勵志情懷之中被淹沒了，因而只能簡單化的以「環島成功」來迴避一切。令人擔憂的是，當我們越習慣以「結果論」去談論事情，「實踐夢想」恐怕也將成為越來越單一的簡廉價值。若影片質量沒有向上提升，那麼該如何定義票房紀錄的意義呢？
這個值得記上一筆的紀錄，讓人從發行層面（甚至製作層面）上，清楚地看見NGO團體之於紀錄片的關係，宗教團體也好，慈善團體也好，都透過串聯、動員、包場力挺影片，這與過去將紀錄片運用在社區或地方上做為一種文化培力做法類似，雖然意義上未必相同，但當戰場換到了商業市場上，顯然更具規模與組織力。對於台灣紀錄片而言，三千萬的票房的意義，或許展現了市場的潛力，以及示範了紀錄片在商業與議題推廣如何雙贏，甚至影響各方投資者對台灣紀錄片的意願，種種可能性值得往後繼續觀察。
除了這兩部作品外，龍男‧以撒克‧凡亞斯與黃信堯這兩位導演，因合作《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獲得2011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後，也順勢在台北光點一起聯手推出了「新瓶裝舊酒─很久沒有敬你了我影展」，影展中播映兩人過去所有作品，這是台灣首次由導演自己策劃推出的紀錄片專題影展。
影展佳作
除此之外，影展和電視頻道（台灣仍以公視的「紀錄觀點」為主）還是最多紀錄片曝光的場域。
像是中生代導演李立劭的《邊城啟示錄》，便是公視與國藝會在2009年推出「千萬專案」中的獲補作品。影片以1949年後被國民黨遺棄的「泰北孤軍」為主體，他們一直在等待時機反攻大陸，但五十年過去，時空往前移逝，但他們的意識、任務卻仍停留在五十年前，所有的一切都極度錯亂。
《邊城啟示錄》內容上探尋經歷五十年後，他們的身份認同、意識形態、歷史矛盾等問題，像是在泰北的每一所華校，每逢雙十國慶日，他們的子弟，仍手舉青天白日旗，高唱中華民國頌，等待反攻大陸的那天到來；在形式上，雖然貌似深度調查，但實則隱藏著導演很強的觀點與巧思，常常在小地方利用畫面與聲音的搭配，譬如有一場在站哨亭模擬過去軍人以無線電溝通的情況，巧妙地利用主角的背影再現過去，隱喻時空變化，也連帶說明了對於泰北孤軍而言，過去與現在僅是一線之隔。
《邊城啟示錄》所揭露的「我是誰」的處境，其實也直指了一直以來台灣的難題─「歷史與認同」。該片在2012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時，獲得了評審讚賞，奪得了台灣獎的評審團特別獎。
影像雖然看似冷冽，但沈可尚這次採取一種「介入」的姿態，彷彿掏空自己，就成為父親與孩子的中間人，但同時又像是個隱形人，默默觀察他們之間的一切，完全投身在自閉症家庭的現場，用近乎冷眼的方式帶我們看見父親的脆弱和瘋狂，在愛裡的失控與掙扎，呈現了更為複雜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令人無語卻充滿餘韻。
另一部佳作，是公視委託許慧如導演製作的《大水之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 》，影片聚焦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高雄南沙魯的村民如何走過傷痛，重新振作。縱然此片仍有電視規格的鑿痕（如片長、敘事手法），但並非過程的流水帳或一昧感人勵志，反而從更人道主義的觀點，去理解失去「家」的心情，以及重建「家」的嚮往，在感性之餘，不忘著重於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信念、依存關係，難能可貴。
許慧如同時還有另一部作品《鄉關何處》，因一次歐洲之旅意外發現丈夫的父親與北美原住民肖像極為相似，其家族姓氏「姬」也非常特別，於此同時，莫拉克風災一夕摧毀了小林村，關於平埔族文化的線索難尋，隨著族人們的重建過程，她也踏上一趟追尋身世之旅。片中多以第一人稱敘事進行，其問題或許是以旁白描述背景、故事與心情過於滿溢，而較少留下想像空間，但即便如此，帶著「血緣」、「族別」、「原鄉」…等等意識追尋線索，皆拋出了有趣的提問，也從歷史中發現許多陌生與荒謬。到頭竟發現，原來，過程就是答案。
《鄉關何處》也在重新邁出新步伐、大幅更動獎項的南方影展中獲得了「人權關懷獎」。
另外，令人驚艷的則是阮金紅的《失婚記》，該片選擇在地方影展「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座談映演」中首映。影片描述四個新移民姊妹來台追求幸福，卻都因故失去婚姻的過程。阮金紅是越南人，因婚姻仲介嫁來台灣，卻被前夫家暴訴請離婚，獨自扶養小孩，走過一段辛苦的過程終於獲得幸福，她也將自己的故事放入片中。這樣的特殊身份對影片而言，是關鍵的切入點，導演甚至自己進到鏡頭裡，和被攝者一起面對不堪過去，在生活上協助與陪伴她們；在進退之間，都可以看見她不顧一切的關懷與無所畏懼的心態。更重要的是，《失婚記》從一個更內部更深處的觀點，討論了異國通婚與下一代的種種問題。影像上雖然樸實，但敘事已很完整，導演所表露的立場和觀點，還有與每位主角間的情感交流，都讓這部影片難以取代，獨一無二，值得鼓勵。
來自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學生鄒猷新導演的畢業作品《阿鼻》，則是另一個以親身經驗出發的撼人作品。影片講述的是，這個僅有三人的小家庭，有著長年以來，因爭執而起的家庭暴力，導演的父親長期與母親爭吵不休，甚至多次動手打人，而母親仍然我行我素，雙方皆陷入痛苦的深淵，誰也不願意改變。做為兒子的導演在這樣的壓力下漸漸長大，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
因此選擇自拍並非勇氣驅使或刻意想暴露隱私，迫使他拿起攝影機的動力，與其說是要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說是希望嘗試用創作的心情、用持著攝影機的姿態去面對與解決自身的問題。當家裡再度發生爭執時，導演再也忍不住對他們的情緒，開始大聲斥責，逼問父母。
最終，真正的真相在鍥而不捨的追問下已無法掩飾，而那或許是，他們都只冀求對方符合自己心中美好的伴侶形象，不想改變自己，毫不在乎對方感受，固守地不願意正視事實；換句話說，家庭暴力的對與錯，在片中不再是單向的施與受，顯得模糊曖昧。
《阿鼻》真正揪心之處也在於此，這正是導演所稱的「阿鼻地獄」，人陷在「（假像的）家」的痛苦迴圈裡相互折磨，牢籠沒有出口，也永無止境，暗示著人的改變是極其困難的。雖然這一切在導演的意念下看似極度灰暗、悲觀，但這些與父母的互動，其實同時也表露了導演對於「愛」的渴求與嚮往，這樣的自我剖露，使得影片就像是一則痛心的愛之告白，有機會看見人的脆弱、渺小與無助，充滿悲淒，無比感傷。這部充滿爆發力的自拍作品，也入圍了紀錄片雙年展，並在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的短片組奪得首獎。
金馬獎的警示
在2012整年度中，最令大家議論紛紛的，莫過於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頒獎結果。在破天荒有四部紀錄片入圍的情況下（往年最多都只有三部），得獎呼聲較高，受到許多觀眾喜愛的台灣片《牽阮的手》（2011）、《麵包情人》（2011）、《時間之旅》皆鎩羽而歸 ，獲獎的是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的作品《千錘百鍊》（China Heavy Weight），他的舊作《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在2008年時也曾獲同一獎項。
這麼多年來，金馬獎中的紀錄片與創作短片獎項，大多由台灣影片獲獎，但此次最佳創作短片頒給了中國影片《拾荒少年》，最佳紀錄片《千錘百鍊》則是由加拿大的Eyesteel Films與中國的中視遠方（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對台灣電影／紀錄片而言，此現象或許可視為一種警訊，應該深思。
回顧台灣紀錄片的歷史，從八０年代以來，紀錄片便與社會快速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聞名的就是以記錄社會運動現場，想要破政治禁忌與言論封鎖的反對派媒體「綠色小組」，他們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具以扳倒威權為訴求，對台灣民主與社會影響甚鉅；進入九０年代後，亦有更多人投入紀錄片的拍攝，最著名的作品當屬以王小棣為首的「百工圖」系列，以及吳乙峰和全景映像工作室的「人間燈火」系列、《月亮的小孩》等作品，之後也鼓勵了更多人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及身邊的故事。
大體來說，這些影片的主題包括了社會運動、常民百姓、弱勢者等等，仍是與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所相對應的。這些重要作品的起始點，都是站在與威權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為了「反對」什麼，或為了「扭轉」什麼而拍的。
換句話說，站在強權強勢的對立面，意即帶有「反（對）」的意識，是台灣紀錄片中很重要的主張，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影片是具有「獨立觀點」的。在台灣紀錄片多年來的累積與發展下，這也逐漸成為台灣紀錄片中一種難以忽視的「慣性／傳統」。但隨著民主發展的程度越高，這股「反」的意識很容易取得一種正當性，失去了獨立性，變成「為反而反」，掉入邏輯陷阱而成為一種當代的政治正確。彷彿只要擁有反對者姿態，一切就顯得如此理所當然。
以今年金馬獎入圍的作品為例，李靖惠的《麵包情人》正是因為自己的外公外婆入院，而結識了這群照顧他們的外籍看護，但可惜的也是導演沒有利用這份「個人性」去滲入題材，挖掘出潛藏當中的幽微人性。《麵包情人》雖然感性好看，可是觀點與立場仍是相對保守的。
而顏蘭權、莊益增拍攝六年的《牽阮的手》，同樣是以感性為訴求，特別是主角田媽媽是那麼擅於演說，如何能保留出一段追探主角深層想法機會的距離，不只是讓影片成為一種宣傳與讚頌，也要能從現代反顧過去歷史（畢竟距離解嚴已有25年了），跳脫出悲憤情緒中，找出新的觀點，反而成為該片能否擁有歷史高度和獨立觀點很重要的關鍵。周東彥拍攝藝術家黃明正的《時間之旅》，主要跟拍了黃明正希望透過街頭賣藝或巡迴演出的方式環遊世界的「Momento Trip 時間之旅」藝術計畫，首站選定的就是「台灣」。影片於是跟拍了環島的過程，訪談了許多幕後工作同伴，強調著夢想的旅程以及路上許多的人事物風景。片中有極大的篇幅圍繞在主角身上，但他鮮少與人談話溝通，背後支撐藝術家走下去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讓他願意忍受孤獨和苦痛，影片似乎無力深探……
這次金馬獎的結果透露的訊息，是近年來台灣紀錄片發展的瓶頸與隱憂。
「反對的發聲」的確曾經是台灣紀錄片很重要的傳統，也是其擁有動人力量的特色。但當絕對的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台灣在民主發展的路上緩慢前進至今，紀錄片接踵而來的考驗，應是如何擺脫觀點上的慣性，不應僅僅簡單地依附於單一的巨大幽靈身上，不能依舊滿足於自己「反對的姿態」，而必須延伸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觀點，去挑戰與面對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事件。即使選擇站在反對者／受害者這一邊，仍不能安逸於講述一種單一的價值。
特別是關於當代的台灣紀錄片，當選擇站在哪一方的態勢已很明確，無論是針對強權或者是弱者，若能將過去生猛強韌的反對力道，轉化為戳破偽善與鄉愿、探索靈魂與人性的扎實能量，如此才能帶領觀眾走的更深更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從上到下，官方到民間，台灣都有非常大量的紀錄片關注天然災害、土地爭議、弱勢族群、社會運動，但真正傑出的作品卻不多。
影展與環境
在台中國美館舉辦的紀錄片年度盛事「2012第八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是該影展移師台中後的第八年；主辦單位為文建會，國美館為承辦單位。但實質上，影展仍以「標案」方式進行，由廠商／團隊包攬；同時，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自2006年起，每年的策展人／團隊則由國美館邀請專業者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共同推選（館內也無影展專業人員）。在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但實際上彼此的關係不是合作，而較像是廠商之於業主的委雇關係。
整體而言，縱然影展邀請到許多國際影片、貴賓，數量、外表看起來豐富亮麗，但在策劃與執行上，像是單元規劃、論壇設計、日報內容等等細節上，卻顧此失彼，看不見核心，隱隱透露一種失衡狀態，忽略了經營深度，耕耘本土的重要。
2012年5月20日，過去的文化建設委員會因組織再造，正式改為「文化部」，開始著重紀錄片的相關業務；在雙年展結束後，就傳出文化部要將雙年展移回台北的消息，原因不明，對於這個擁有孱弱體質的影展，勢必會有一波新的震盪。
在官方之外，民間紀錄片組織也一直自發性舉辦紮實的活動，像是CNEX的華人提案大會（CCDF）、電影創作聯盟的「DOC DOC健診工作坊」，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的「紀工聚會」，女性影像學會的「紀錄片培訓」，一點一滴地累積了不少紀錄片製作、發行、討論學習的種子；歷經四年，一直以來堅持常態放映台灣紀錄片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座談」則因場地問題無限期暫停，轉型為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http:/taiwandocs.tfi.org.tw），蒐羅了上千部台灣紀錄片的資料，並設有中英文版本，留存下寶貴的資料，可供選片及研究之用。
映演方面，除了許多行之有年的影展，如南方影展、女性影展、地方志影展等等外，也有非常多NGO組織或個人，針對社會議題發聲，像是都更拆遷、環境汙染、土地正義等題目，籌組「議題式」的影展，成為台灣紀錄片曝光的另一重要場域；相對而言，這是公民意識的抬頭，也說明台灣社會正經歷重大的震盪。
回顧這一整年，台灣紀錄片確實有一些突破，看到《不老騎士》在商業市場上的可能，有阮金紅這樣背景的人加入紀錄片拍攝，台灣紀錄片的題材仍豐富多樣，似乎有著一絲曙光；但同時也有一些隱憂，大多數的紀錄片製作或活動，仍無法不仰賴政府的補助，要建立起真正的「產業」或「市場」的藍圖仍非常遙遠。
從榮景中看見瓶頸，或許是迎接下一階段，一個不一樣的年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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