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堅強」，就是了解「脆弱」，而「脆弱」就是「膽小」。而「膽小」……，就是「擁有重要的東西」；「擁有重要的東西」，就是「堅強」。
─浦澤直樹，《20世紀少年》
沈可尚的《築巢人》以空鏡頭開場，家中的雜物與用紙摺成的蜂巢一一入鏡，畫面外傳來了爭吵與扭打的聲音，沒有前因，沒有後續。隨即，影片帶我們進入這個家中。沈可尚在擁擠的空間中找到屬於他的位置，攝影機對準一位父親與自閉症兒子立夫，安靜地觀察他們的相處。
在外頭，攝影機拉的較遠，父親上班、帶團、買菜、與兒子出遊；在家中，攝影機靠得很近，父親做菜、立夫獨處自語、大家吃飯慶生、兩人溝通爭吵。自始自終，《築巢人》的知識訊息量一直很少，不解釋病情，沒有因果，影像看似冷冽，但沈可尚這次就像家中的一份子，採取一個極度貼近內部的「觀點」進行拍攝。
多數此類紀錄片總是企圖將主角的努力與坦然，轉化為激勵人心的「正面力量」，然後藉著影片傳播出去；又或者，因為主角的疾病／缺陷，一定得相對地找出值得被外界肯定的特殊才華，藉此定義生命的價值。這種認識論，其邏輯仍是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套用在他人人生上。換句話說，若沒有走過逆境或特殊才華，彷彿他們遭遇的一切掙扎或病痛，本身便失去了意義。值得提問的是，當紀錄片只顧著「把愛傳出去」時，是否還有能力與意願去追探更核心的問題？
幸而，對《築巢人》而言，沈可尚似乎選擇放下判斷的尺，片中沒有確切的「事件」，所出現的衝突，也總是突發斷裂的，沒有原因和結果，這使得我們無法用習以為常的「是非對錯」去評斷一切，正如立夫的大起大落情緒一樣，沒有來由，難以預測。這個做法，放大的是情緒，也擴大了觀眾的感知，能夠更進一步的去感受這位「遙遠星球的孩子」，還有身為父親的努力與無力，更接近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態，以他們原來的樣子去認識他們。
父親長年付出，希望立夫能漸漸融入社會，但改變很微小很緩慢，他與社會依然格格不入，這種人生困局就像是宿命般複雜無解，使得《築巢人》陷入了人性的灰色地帶。影片告訴我們，世間有許多事物和情感難以釐清、定義，正如沈可尚所說：「愛對我來講是終身命題，把愛簡單化跟把所有事情簡單化，對我來講是無可接受的事。要理解愛沒有那麼容易，要理解愛，可能你還要去理解恨，理解很多的不甘心，理解很多生命的細節，你才可以知道那個愛有多不容易。」
又如片尾，父親與立夫一起爬山踏青，父親和立夫走著走著越離越遠，鏡頭凝視著向黑暗山區走去的父親背影，畫外音傳來立夫的吼叫聲，接著加入了父親的心聲：「我可能考慮把他送走，我沒有能力啊，我放棄可不可以，讓你繼續選擇你的人生，有種你對付那些人阿，廢物。有時候，一刀給他，一了百了。」
這震撼人心的結尾，令人無語卻無法迴避。沈可尚說這是「紀錄片倫理學」的極限，這樣的處理雖體現了他所認為的真實，但這「沉重的真實」卻可能令父親難受；而也是這段話，打破了全片以內部觀點為主的侷限，內心深處的話語意有所指的指涉外部，指向了更大的，難以撼動的，這個社會長久以來運作的規範系統。
《築巢人》的重要價值，並不在於呈現這個家庭的「特殊」，相反地，剝開層層表面後，片中不斷出現的是再簡單不過的「關係」──父子的關係、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愛與被愛的關係，人與人之間情感、相處、溝通的關係，這些從「自閉／自我」中所延伸出的各種關係，其核心直指每個家庭中的每位份子，你和我，我和他，他和你，我們，其實都是在脆弱的堅強中學習如何「築巢」，學習如何成為「築巢人」。
紀錄片要由能小見大，從現實中延伸隱喻與意義，憑藉的是作者對表面真實的不妥協，對現實的洞察與挖掘。《築巢人》雖僅拍攝兩個人，但導演的節制與自省，在小品題材中找到了普世格局，完成了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
2013下半年，是台灣紀錄片上映院線市場的票房風光期，然而，當許多影片揮舞著愛的旗幟，卻反因為情感的盲目而限制了詮釋現實的角度，紛紛走向溫情／濫情／矯情的同時，《築巢人》夾在其中，從一個家庭與成員的關係進入，以一種極為克制的冷靜看著他們，意外的在日常生活的觀察之中，帶我們看見並思索愛的本質，以及因愛而生的各種面向，顯得如此獨特與不俗。《築巢人》的成就，不只是推展了「議題」的討論，深化我們對於「認識」的想像，也把台灣紀錄片美學重新帶回了一個最基本、應該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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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於「獨立評論@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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