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之外：談2012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1998年，在眾多紀錄片有心人的努力下，台灣誕生了第一個紀錄片影展，隸屬於當時的文建會，取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每兩年（偶數年）舉辦一次，有意識地與單數年舉辦的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錯開，期待能有互補作用。首屆影展主題訂為「回歸亞洲」，希望找出台灣在亞洲的文化位置；在經歷過許多風雨後，紀錄片雙年展在2006年正式從台北遷移到位於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也將雙年展納入國美館的業務當中，當年的館長提到一個新的願景：「打造一座亞洲紀錄片中心！」

如今，十餘年過去了，雙年展在2012年邁入第八屆，但仔細回顧，每屆皆有著不同的主題。依屆數順序，分別是「回歸亞洲」（1998）、「差異新世紀」（2000）、「跨越真實」（2002）、「新觀點‧看世界」（2004）、「跨界與探索」（2006）、「解放記憶」（2010）、「美麗新視界」（2012），看似豐富，但也可解釋為方向不定，較無延續性的獨特風格（雖然通常以「國際競賽」為主的影展，不太會特別設定主題，但一個大型影展是否需要主題也值得討論，但無論如何，在單元策劃上都應有論述）。

做為台灣第一個（含有國際競賽單元的）國際影展，紀錄片雙年展亦歷經不少波折。由於影展隸屬官方，但官方內部並無相關專業人才得以執行，只能以委託或發包方式委外經營，且須因應「招標法」的規範，自1998年以來，執行單位共換過七個，而自2006年起，每年的策展人／團隊則由國美館邀請專業者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共同推選（館內也無影展專業人員）。在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但實際上彼此的關係不是合作，而較像是廠商之於業主的委雇關係。

在這樣的體制下，影展的性質被架空成為一種以合約為準的「案子」。本該有兩年時間策劃的「雙年展」，卻總是在舉辦年度約2、3月時才進行招標程序（隔年則由國美館團隊在台灣執行巡迴映演），然後趕著在10月舉辦完畢。影展結束後，策展團隊隨之解散，推促台灣紀錄片與國際接軌的後續工作也難有後續。

本屆紀錄片雙年展約莫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於10月19至28日在國美館、大墩文化中心、萬代福戲院舉辦，共有九大單元，播放了約160部影片。

國際競賽首獎，最終由厄瓜多紀錄片《心繫洋波湖》（With My Heart in Yambo, 2011）獲得，影片以第一人稱敘事展開，講述自己的兩位長兄在青少年時期莫名失蹤，種種證據指向政府是最大的嫌疑犯，全家因此投入抗爭伸冤幾十年、堅持公平正義的過程。故事兼具感性與批判，亦沒有停留在悲情訴求，反而以更廣遠的格局來看待事件，因而描繪出了國家、社會、歷史、個人的模樣。許多觀眾看完此片自發性的起立鼓掌，因為片中故事就像是台灣的社會現況與歷史冤案，諸如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國慶案等等的翻版，讓人心有戚戚焉。

台灣獎首獎是姚宏易的《金城小子》（Hometown Boy, 2011），記錄中國最重要的畫家之一劉小東自十七歲至北京學畫後，回到東北遼寧的家鄉金城進行新的創作計畫。30年前，他畫了自己的至親好友，30年後，他要再畫一次。難得的是，導演沒有讓紀錄片淪為藝術家的「附庸」，仍保有自己的獨立觀點和企圖，利用極優美的攝影，穿插畫作、人物與風景，令鄉愁、情誼與回憶這些抽象複雜的情感在影像中變得清晰可見，深抵人心，影片不只是對藝術、對藝術家的禮讚，同時也是對家鄉的頌歌。

國際短片首獎頒給了荷蘭片《我可能是，或已經是》（People I could Have Been and Maybe Am, 2010），這部片一推出即入圍多個國際影展，導演全片以手機拍攝，闖入一位遊民的生活，也與一位異國女子邂逅，將自己毫無保留浸泡在陌生世界裡的結果，竟反映出人生的況味；亞洲獎首獎得主則是印度片《老房子的聲音》（The Sound of Old Rooms, 2011）；唯觀眾票選獎的票選方式頗有爭議，此屆改為由觀眾自行到服務台領取票選單填寫，而非將選單發給該片的入場觀眾，不免令人質疑，有效票的資格、數量以及最終結果（其他獎項請參考官網）。

在觀摩單元中，則屬「紀錄之蝕：影像跨界的交會」單元最令人驚艷，片單了台灣自70年代以來的實驗性影像與獨特敘事方式的紀錄片，並分為肖像／家庭、自然／生靈、儀式／異域、歷史／檔案、城市／機器五個子題，其主旨欲探索紀錄性的影像試驗以及視覺藝術的紀實性，在觀念上如何交會挪用，以至於跨界的可能。這不只呼應了一個紀錄片影展在美術館舉辦的場域特色，也以嶄新的觀點回顧歷史，重新思索台灣紀錄片的其他可能，破除了傳統紀錄片中所謂「寫實」或「眼見為憑」的美學迷思。

其他單元還有烏克蘭導演的「穿透生命的風景：瑟蓋‧洛茲尼查（Sergei LOZNITSA）專題」，亞洲觀點的「艾未未不投降」，綠色浪潮單元中也含有日本導演的「森達也小輯」與「全球化三部曲」，也有以自拍為主的「製造我紀錄」，最後則是「特別放映：失樂園三部曲」。

這麼多的影片是如何被選擇的，當然是自由、主觀意志的決定，各單元也可以被獨立看待，但當彼此並排共置，就突顯了「策劃／展」的真正意義：選擇總有某些原因，想表達一些概念，想展現一種企圖，想與某些事物對話，因此策劃者的視野、態度和觀點無疑是相對重要的。其中可以思考的是，單元與單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能否帶給當下的台灣紀錄片或觀眾刺激與討論？影展規劃了什麼方式來談論這些作品。

可惜的是，本屆影展僅有一場「紀錄之蝕」的論壇，而沒有其他以創作者、研究者為主的論壇及導演講座，失去了深入理解作品和單元的機會，特刊中為介紹「製造我紀錄」所刊載的文章〈後紀錄片時代（Post Documentary Era）〉中，說到由於科技進步，紀錄片開始轉以個人為題材為主，是新的現象和時代，可是第一人稱敘事（自傳）電影、家庭電影等類型，在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早已多不可數，盧米埃兄弟的首批影片中就有個人式影像，這樣的論述著實令人費解；另外，雖然許多外賓遠道而來，但真正能夠與台灣影人、觀眾公開對話的機會，除了映後座談之外卻少之又少（許多場映後座談的翻譯也詞不達意）。

影展日報若能在此時是刊載深度評論或訪談，應可補足此缺憾，但日報上盡是如同宣傳稿的新聞及活動描述，在「介紹貴賓」的版面上則寫著：「認識影展貴賓／Smile When You See Me。紀錄片雙年展舉辦期間，將有多位國內外影人來到台中，這些影人都大有來頭，無論是在放映場地或路上遇到他們，請記得用微笑問候，讓他們感受台灣獨有的溫暖人情。」

仔細想想，紀錄片雙年展在台中的耕耘已是第八年，培養出穩定的觀影人口，平均每屆觀影人次約在兩萬五千左右，這不僅說明了在同一時間地點「持續舉辦」的重要性，這些觀影人口同時也是影展得以往專業推進、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礎，因而能否創造出各種場域，讓參與其中的人可以深入交流，是很值得期待的；同時，日報除了在第一期介紹開幕片「大台中紀事4」的導演們外，相對於國外導演的曝光程度，台灣導演的能見度十分有限，也有人不滿雙年展給外賓的條件遠比台灣影人優渥太多。換句話說，許多細節上的做法，隱隱透露一種失衡狀態：在強調普及好看，在意外賓及形象的同時，是否忽略了經營深度，耕耘本土的重要？

影展的最後幾天，在某些場次開演前，工作人員總會先走到台前，呼籲觀眾積極填寫問卷，並說明紀錄片雙年展下屆可能將遷移台北，希望觀眾表達意見，把這個台中唯一的影展留下來。

雙年展若能續留台中實在太好不過，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依舊無解。要由哪個團隊來策劃？是否還是一樣的體制、工作時程與委雇關係？檯面下的制度政策與檯面上的執行問題，有無改善的可能？還是其實根本無人關心？

記得2006年時，瑞士知名策展人Jean Perret來台擔任評審，他的評審感言語重心長：「最初，這個台灣影展由於缺乏支持，可說是處在一種相當脆弱的情況下。它在每次影展後就消失，並在兩年後再次於艱難的環境下重生。由於工作團隊與義工們的盡心盡力，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再度成為可能了。文建會（文化部）和其他政府單位必須瞭解，一個國際性的影展必須達到一定的專業標準，這意味著若要讓影展發揮功能，它必須有穩定的組織架構、工作團隊，以便在整個國際影展網絡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協助有才華的獨立影像工作者獲得更廣大的流通。」

諷刺的是，如今已是2012年，他的意見猶言在耳，依然適用。當經驗無法傳承，不僅將導致人才斷層，也很難產生為因長期經驗累積，而昇華出的「影展智慧」。

這份「影展智慧」包括了整體對影像推廣、活動和觀眾的經營和執行力，其中更重要的是，能否因長期接觸紀錄片，理解台灣發展紀錄片的脈絡，進而發展出台灣自己對紀錄片、影像真實、以及影像本體等面向上特有的觀點和美學啓發，並落實於整體影展的規劃操作中。

追根究柢，一個好的國際影展不只將帶動產業發展，促進專業交流，提升觀眾素養，也能將國家形象以文化的方式傳遞出去。文化活動的好壞，不是以「大」或「小」來評斷，深究背後的許多細節，其實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對於藝術文化的態度，以及主事者的熱情和視野。

對於這個擁有孱弱體質的影展，以及檯面上下的主事者們而言，這些或許是苛求，是重擔，是難題，是壓力，但也應是經營文化活動時最基本的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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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CUE電影生活誌」2012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