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9日 星期一

善惡的細節:《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


「你來這裡做什麼?」
「來……來目睹我祖父的暴行,釐清我多年來在家族裡所聽到的謊言。」
「謊言?什麼謊言?」
「我想…很多事情,不曾在我家被提起。」
「你會為你祖父的罪行感到罪惡嗎?」
「是的,我深感罪惡。」

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一位納粹高級軍官的後代在許多年之後,第一次來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園區,遇上了一團前來校外教學的以色列青年,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們展開了對話與對質。

「受害者的後代」遇見了「加害者的後代」,雙方沒有任何迴避空間,只能憑藉勇氣與反省相互坦誠以對。但他們該如何尋求和解?彼此間複雜的心理情愫該如何得到安慰與釋放?這是2012公視INPUT影展所播映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中最令人心驚與感動的一幕。

片中訪問了四位納粹高級軍官的後代,在他們的家族中,曾有親戚是希特勒的左右手,有人設計毒氣室,有人擬訂屠殺計劃,有人管理集中營。戰後,這群軍官自殺與被判除死刑,但「血緣/統」與「家族姓氏」卻成為子孫們揮之不去的沉重負擔。片中出現的受訪者們,有人群離索居,決定自我絕育,不願再生下後代;有人不顧家族壓力,與猶太人結婚;有人寫了一本批判自己父親的書,不被家族諒解,並與手足至親決裂;有人決心到集中營走一遭,想從建築遺物中窺見歷史的真相,真正認識父親當年的所作所為,代替父親向受害者深深致歉。

這些受訪者除了背景上的相似,他們的共同之處是,皆以不同的方式,勇敢追索自己的真相,企圖得到平靜與救贖。
這顯然是《希勒特的孩子》的獨特與深度所在,影片沒有落入「政治正確」的邏輯陷阱,導演以一個罕見觀點切入,不再停留在表層的「受害」與「加害」二元對立面,當歷史的真相慢慢浮現,進階的考驗是能否有能力去解讀當中的複雜度與幽微人性;換句話說,影片不再是以一種平反或哀憐的姿態出發,其所揭示的是,面對歷史的錯誤,當然可以輕易地歸咎或認定加害者的罪行,可是在歷史錯果下,那些沒有能力判別資訊、被煽動的無辜人們,那些承受「莫須有」壓力的後代子孫,他們得到的待遇是否公平?。
「我曾被關在這裡,多年來,我在法蘭克福地區跟很多年輕人談過,我告訴他們,當時你不在場,你什麼都沒做。不要感到罪惡感。」

「我的眼淚竟然滴在一位猶太人屠殺的倖存者前。我第一次不再感到恐懼與羞愧,而是感到幸福與喜悅,內心真實的喜悅。」


這令人想起另一部挪威紀錄片《Solace》(2012女性影展翻譯為《囚衣天使》),片中訪問了在二戰期間被德國徵召的挪威戰地護士,如今年邁的她們,回想起當時的經歷說著:「我們不曾扮演上帝之手,我們只想從死神面前拉回更多的人。」但卻因當年救的是德國士兵,而在戰後被判刑。許多人選擇禁閉其口,絕口不提當年的故事,在導演鍥而不捨的陪伴下,老婆婆才伴隨著眼淚緩緩道出,一生的志願只想成為護士,當時在一無所知的狀況下,救人這項單純的善行,沒想到居然也會成為一種罪行。


Documentary - Solace - filmmusic clip from KAADA on Vimeo.

在這層意義上,這兩部影片都對於所謂的「歷史真相」抱持高度肯定,說明了唯有當歷史的真相已被證實,責任歸屬已有定論時,才有機會與立足點以不同角度去談論當中的各種事件,這也是讓人得以走出「悲情」與「鄉愿」,拉開距離,有能力處理歷史傷痕的唯一方法。影片因此才有機會擁有更廣闊的視野與更高的格局,能反省歷史,討論善惡,體諒人性,帶領觀眾走向更深更遠的層次(在2012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獲獎的《心繫洋波湖》(With My Heart in Yambo, 2011)也有此意味)。

回顧台灣,這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二二八、白色恐怖、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等等歷史案件,但真正的史實是什麼?是否全民都已對事件有共同的認識和體認?而所謂的責任歸屬議題總是被一再迴避;在影像創作上,我們有為數眾多的劇情片和紀錄片,大多讚頌人性光輝、生命力的可貴,可是有能力討論政治與歷史,以一種更「進步」觀點出發的作品,卻仍少之又少

《希勒特的孩子》雖僅以訪談為主,但其所示範的是,帶著求知精神與態度,去碰觸那些在是非對錯下,被眾人忽視的議題,進而挑戰社會的偽善與偏見,並提出質疑,是有可能讓人們更理解人性,達成真正的包容與理解的。

記得哲學家尼采曾說過:「 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愈是想朝光明的高處挺升,牠的根就愈會深入黑暗的地底-深入惡中。」假若我們已經擁有製造和欣賞光明的能力,但如果我們始終忽視黑暗面,亦不願利用光明的力量,進入黑暗裡去探尋真相、剖析人性,那麼現在我們所享有的許多事物,諸如「正義」、「平等」、「民主」等等,終將只是停留在表層上,成為一種偽假的稱呼和口號。在這點上,台灣真的是一個「進步」的社會嗎?

看完《希特勒的孩子》後,在深深震撼之餘,我不禁這樣思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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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孩子》將於公視INPUT影展播出
http://2012bestinput.pts.org.tw/news.htm

台中場 11/23-11/25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北場 12/14-12/16 西門町真善美戲院
高雄場 2013/01/15-01/27 高雄市電影館



希特勒的孩子 Hitler’s Children
德國,以色列 / MDR電視台/ 紀錄片/ 80分鐘
Germany,Israel / MDR / Documentary/ 80'
導演:卡諾‧傑耶維 Chanoch Ze’evi


五個名字,記載一段無法抹滅的過去。納粹德國進行滅種計畫,導致六百萬名猶太人在十二年間遭到殺害。當初建造奧許維茲集中營的軍官的外甥女,和其他四位服膺於希特勒的領導人後裔,一起揭開自己的家族秘辛。導演透過世代關係,讓我們見證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痕。

Their family names alone evoke horror. This documentary is abou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ost powerful figures in the Nazi regime. What is it like for them to have grown up with a name that immediately raises images of murder and genocide? How do they cope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Nazi regime?

導演:卡諾‧傑耶維 Chanoch Ze’evi
擁有十六年的製片資歷,卡諾‧傑耶維不只是導演,更是一位社會觀察者。他擅長處理文化衝突,從對立到妥協,整體政治氛圍到個人身分認同,都是他許多電影中所欲呈現的重要主題。時機成熟後,他創辦了自己的製片公司,觸角深及以色列在地觀眾,同時也廣至海外市場,作品曾獲頒柏林猶太電影節包容獎、耶路撒冷電影節榮譽獎。《希特勒的孩子》並不是導演拍攝的首部關於第三帝國傷痕的紀錄片。一九九八年,在The Disappearance of Martin Bormann中,他探討Martin Bormann這位希特勒的御用替身在戰後神秘消失的事件;二00三年的Holocaust: The Next Generation中,他更聚焦納粹滅種計畫下倖存者的猶太第三代後裔,用影像寫下他們的血淚史。透過電影,他傾聽來自衝突雙方的不同聲音,並同時向過去與未來致敬。

In sixteen years of filmmaking, Chanoch Ze’evi has addressed issues of conflic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at define identity. His films are intended to forge paths and build bridges between opposing groups and cultures. Mr. Ze’evi is founder and owner of “Maya Productions,” an Israeli production company that specializes in documentary films for local and foreign audiences. Many of the company’s projects have been collaborative efforts with television stations in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2012年11月16日 星期五

《景框之外》後記:筆像攝影機一樣(文/林木材)

北區地方記錄訓練計畫,蔡靜茹攝影。
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很難不去回想,自己曾經走過的紀錄片軌跡。

與紀錄片結緣,是2000年時的事。正值大學二年級的我對生命漠然,時常翹課在外遊蕩,偶然在高雄電影館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1990)。怎麼這些平常我一點也不認識的白化症者,竟對著我毫無保留地傾吐自己生命中最深沉的秘密心事。面對他們的故事,我大受震撼,慚愧無言,失神呆坐在座椅上崩潰大哭,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原本舊有的價值觀在那一刻徹底崩解。當下我沒有意識到,原來那是一種「重生」的經歷。

後來,我從企業管理系跨領域考上了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藝術管理所,開始正式學習紀錄片。我試著持續寫影評,看讀紀錄片與相關書籍,然後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籌辦各種紀錄片活動,包括人文影像創意研習營、烏山頭影展、南方影展、《無米樂》上院線,並像遊牧民族般追逐著在各地舉辦的紀錄片放映會,結識了許多同好和前輩,努力從大家身上學習。

那時候我常常想著:「我是紀錄片的追星族!也是紀錄片的使徒!」有點狂妄自大,有點天真浪漫,但那卻是無比真實的心情。

退伍後,我移居台北,想試著靠紀錄片相關工作維生,做過的工作包括巡迴放映、影評撰寫、採訪編輯、選片評審、影展策劃、網站企劃等等,幾乎做遍了紀錄片推廣環節中的各項工作。

意外的是,今年(2012)是我踏入紀錄片領域的第十年,居然有了寫書的契機,對於只寫過影評及報導的我,無疑是個艱辛的挑戰。但過往經歷在時間的催化中成為經驗,默默支撐著我,讓我有能量與能力去理解書中所撰寫的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並能夠與他們對話。

做為一個長期的紀錄片影迷和推廣者,我關心的是,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下,每個人是怎麼開始接觸紀錄片的?為何願意投入其中?所主張的美學觀念是什麼?所認知的紀錄片是什麼模樣?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中,究竟紀錄片對個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概要成為我寫作時的基礎構想。

紀錄片工會在2009 年出版《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後,在2011 年繼續策劃,並交由蔡崇隆導演與南藝紀錄所學生進行《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研究計畫,共有十一位受訪者。但工會對於第二本書的出版有了不同想像,希望觀點能更明確,文體對讀者來說能更容易閱讀。

於是在工會的委託下,我接下了這份改寫的任務,學生們與受訪者的問答稿,是我改寫的主要參考素材,從中我挑選出了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並在遠流出版社的建議下,加入了李惠仁。

這樣的名單對我而言,除了因為個人能力而必須有所取捨外,所考慮的是,他們的年齡相仿,約莫在1970 年前後出生,是台灣中堅的紀錄片工作者,其所經歷過的八0、九0年代,恰恰是台灣社會與紀錄片發展上,最重要的一段歷史;他們學習紀錄片的取徑都不同,各有動人之處,他們的作品採取的美學形式差異甚大,各有所長,更代表著台灣紀錄片豐沛的創作能量與多樣面貌。

我看了他們的每一部作品,搜尋談論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也閱讀他們的自述、訪談與部落格,並且陸續補訪了幾次。一個強烈的念頭開始在心中躍躍浮現,我的小小心願是:透過文字,讓讀者深入認識這些主角,對紀錄片有所理解,並嘗試在歷史的光譜下,描繪出他們各自的座標所在,拼湊勾勒出台灣紀錄片的樣貌輪廓,找回台灣紀錄片在台灣電影史中應有的位置和價值。

大概是因為這種帶點不平的心情吧!所以我總在每篇文章中,刻意地強調解釋「綠色小組」、「全景傳播基金會」、「多面向工作室」、超視的「調查報告」等等影響了台灣紀錄片甚深的機構節目,也試著回到每位主角的思考脈絡裡,闡述他們所認知的紀錄片,然後再偷偷摻入自己的情感、心情與觀感。

那是看見他人以不同方式,投身奉獻於與自己相同的熱愛事物時,一種情不自禁的投射。

許多年前,我曾經是顏蘭權與莊益增的作品《無米樂》(2004)台南場上映的院線統籌,多年後我到他們家中,成為第一批看《牽阮的手》(2010)初剪版的觀眾;2005 年時,我在南方影展觀賞《唬爛三小》的首映,看起來很酷的導演黃信堯在座談中失聲痛哭,令我永難忘懷;2005 年,在看完陳亮丰的《三叉坑》後,因為執著於紀錄片中「真實」的問題,我特地實地走訪三叉坑一趟,而她在全景多年的「培訓者」身份,也令我格外憧憬;我很關心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1998)所引起的,紀錄片應該拍攝社會議題還是個人議題的激辯,翻遍了相關文章,只為了希望看見個人題材並不會削減紀錄片價值的說法;我在電腦前瀏覽著相關消息,關心李惠仁以《不能戳的秘密》(2011)轟動社會,一部紀錄片到底如何能翻天覆地、改變社會?

地方記錄訓練計畫,右二學員黃信堯為本書受訪者之一。李中旺攝影。
從觀眾到投入工作,從評論者轉為推廣者。如今,我竟有機會書寫他們的生命和作品,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某種程度上,我也彷彿用文字,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他們的慷慨大方與信任,讓我終於能夠親身體會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Ogawa Shinsuke)所說的:「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從前從前,法國人提出了「攝影機鋼筆論」,認為攝影機就像筆一樣,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如今,在這個以影像閱讀為主的年代,我重新拿起筆來,在資料與影像海中,一點一滴地描繪紀錄片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期待透過自己的眼睛及筆觸,刻劃這些影像作品對時代的意義。

由衷感謝本書主角們與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辛苦的編輯群吳家恆、陳芯怡、呂德芬、郭昭君,總是受我叨擾的吳文睿、徐承誼、陳薇如,還有在工作上給予我許多諒解和協助的吳采蘋與盧凱琳,以及一直給我最大支持的父母、岳母、兩位妹妹;更要感謝我的牽手陳婉真,她永遠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我最在乎的人,我們因紀錄片聊到深夜而不罷休,為紀錄片爭論到面紅耳赤的次數與時間,遠比任何事物來得更多更多,能與她一同走在紀錄片的路上,是最最幸福的事。

我以為《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僅是此系列的開端,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關於台灣紀錄片的故事陸續出版,也期許自己,能夠一直、繼續寫下去。

最後,願此書不致辜負工會與受訪者們所託,僅以此書獻給熱愛紀錄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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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窺見景框──系列座談活動(10/21~12/18)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書評(文/梁碧茹)

1960年代陳耀圻的《劉必稼》引進真實紀錄的概念,影響了1970年代的電視紀錄片的製作形式。那是一個瓊瑤愛情電影的年代,然而,根據吳念真的回憶,當時由黃春明等人製作的《芬芳寶島》電視紀錄片中,某集講述瑞山煤礦的故事,因為將平均所得說多了,結果造成一千多位礦工柔性罷工。(註1)無論是因為電視紀錄片的社會描寫脫離現實,還是礦工藉此抗議資方剝削,吳念真都感受到影像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紀錄片這個影像類型所肩負的道德與社會期待。

觀賞紀錄片時,觀眾透過紀錄片工作者的攝影機(眼)看盡人生百態與社會景況,透過他們的美學實驗,體驗到各種面對「真實」的態度。那麼,關於台灣紀錄片工作者自己的人生呢?

2009年,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一群學生與記錄片工作者一同完成了《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紀錄片工會的出版書籍處女作,以七彩霓虹燈般的鮮豔書封設計,宣告了某種市井草根、多元聲道的態度。書中每篇訪談開展前,都有一篇採訪者對受訪者以及採訪作業的感想,或是對紀錄片與相關議題的再思考。由於採訪者各異,文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採訪風格,而不同受訪者的回應「氣口」,也透露了導演們的殊異性格。

2012年,林木材以其對紀錄片長期的關注與投入所累積的情感能量,書寫出這本文體獨特的《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作為紀錄片工會出版的第二本書。作者選出五組(共六位)導演,透過訪談紀錄的整理,佐以作者對導演與紀錄片產業的理解,再加上對影片的觀察與反思,寫出這一本溫柔抒情,甚至帶著稍許向紀錄片工作者致敬意味的作品。書中受訪的導演們生於1970年代左右,成長時所歷經的80、90年代,是台灣紀錄片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年代,本書以紀錄片工作者成長的歷史背景作為時間框架,捕捉了他們與紀錄片相遇的時刻,以及其作品和台灣社會撞擊出的火花

然而,作者抒情敘述與紀錄交錯的書寫策略,令人在被感動的同時,也對作者與書寫對象(角色)們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一些思考或疑問。作者的寫作客觀與感性交錯纏綿,在企圖拉出描述與論述距離的同時,字裡行間又盈滿著作者對被敘述者的相知相惜。書中後記提到了「攝影機鋼筆論」,說明攝影機如同筆一般,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儘管本書寫作風格確實有其動人之處,筆者的疑問在於:此種風格化的書寫策略下,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命與樣態是否被忠實的呈現?作者與被書寫者間的關係設定為何?又以何種態度面對眼前的素材?而此法的再現紀錄片工作者,與以訪談形式為主的文字紀錄,是否能更有力、有效率地呈現紀錄片景框之外導演的思考與狀態?讀者閱讀時所引發的想像,有多接近那些被描寫的人、事、時、地、物?而作者對讀者的回應是否抱以某種期待?

如此(再)創作式的紀錄/書寫(甚至帶有些傳記的味道),因為涉及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命歷程,難免會遭遇上述的問題,而此般再現議題,正也是紀錄片創作本身的難題。這些問題沒有正解,也無關是非對錯,而是創作者與讀者之間必然的溝通過程。經由本書所引發的思考,或許可以重新思考過去紀錄片相關文獻的形式,以及另闢不同論述空間的可能性。

然而,這些提問並未妨礙筆者閱讀過程中的感動。作者對紀錄片的了解、投入、與熱愛在書中表露無遺。其點評細膩,對於紀錄片的閱讀與理解亦相當精準與深刻。聞天祥在推薦序中的結語,似乎貼切的捕捉到作者文字間所透露的寫作歷程:「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紀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閱讀《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註1】胡智銘,《熱情逼人的歐吉桑 吳念真》專訪,中時電子報,2006年二月21日。電子報連結: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people/95022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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