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業者提案欲拍攝一位職棒選手因心臟手術開刀，走向漫長的復健之路，最終仍努力克服一切，回到球場的紀錄片。業者面露喜色地說自己已跟拍了一段時間，有捕捉到某些重要的珍貴時刻。我請他放映片花，畢竟企劃案的文字敘事和影像作品常常是兩回事，他很開心的答應，顯然已有準備。
片花開始播映，片長大約十分鐘，首先是該選手的訪談，鏡頭以極近的距離拍攝選手，整個畫面中都是選手的臉；接下是他進手術房的過程，醫生和護士們在一旁戒護準備開刀，下個鏡頭是從上往下拍，定焦在該選手的心臟部位，醫生劃開胸膛後，我們從皮縫中，看見了一蹦一蹦正跳躍著的，血淋淋的心臟。
看到這裡，我很震驚，難以置信居然這麼拍，身旁的另一位評審和我對看了一下，他也有同樣的反應，並悄悄地對我說：「如果還沒拍，或許還有機會，但已經拍了，就……。」
對於他這段話，我的理解是，時間不可逆，該業者不只沒拍好，還完全糟蹋了這些素材。看片花的當下，我產生一種反感和沮喪，並不是因為見血，而是該業者顯然不理解「真實」有多種層次，僅死守「眼見為憑」，將之視為對紀錄片的唯一信念。這種直接毫不迴避、每個鏡頭都要見骨見肉的拍攝概念，幾乎讓拍紀錄片成為一種「嗜血」的行為，逼得觀眾無法喘息。
事實上，這類「看到就要拍到，拍到表示看到」的想法，其所強調的「眼見為憑」觀念，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紀錄片（專業與業餘都是）中常見的拍攝概念。
極端者，如我先前所舉的例子，而氾濫者，譬如像是比賽球員們輸球後那落淚的瞬間，病童的父母談起孩子病情的哽咽神情，征服某種困難後的喜悅，社會抗爭的火爆衝突，環境汙染中眼睛可辨見的黑，還有許多許多。若仔細思考影片中某些時刻，這些逼使觀眾去看見的鏡頭，其實略帶尷尬與不堪。
在這個時代，因為技術門檻的下降，以及拍攝器材隨處可得，也有人倡議「人人都可以拍紀錄片」，只要按下錄影開關，拍下的一切似乎都可稱為「紀錄片」。這樣的概念同樣仍是標榜一種「直觀的看見」，也鼓勵拍攝「可見」的東西，但問題來了，面對那些「不可見／看不見」的呢？紀錄片該怎麼辦？有趣的是，在2013年年底，票房衝破兩億，創下台灣影史最高的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正是將「眼見為憑」推展到了極致的代表作品。從視覺上，因為高空拍攝，我們看似見到了一切，影片也佐以旁白，再次說明強調，但敘事的過度滿溢，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和想像空間，令影像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載體，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我知道的越少。」此片也正如許多評論指出的，《看見台灣》越要強調「看見」的同時，當看見與聽見的越多，其實也就凸顯了更多「沒看見／看不見／視而不見」的真實，就像是政策失當、官商勾結、環境法律…等等結構性問題；這些真實，雖然無法直接看見／不容易看見，但相較之下，卻來得更貼近現實。
借用中國電影導演賈樟柯的話來批評：「作為一個媒介必須有它美學的考慮，不是說拍下來，反映社會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正是這種緊守和放大「看見」的思維，導致台灣紀錄片的在形式與內容上極度疲軟，就像許多影片哀嘆舊建築即將被拆、事物即將消逝，站在弱勢者立場疾呼社會正義，或以寫實主義牢牢跟拍，但在觀點上若沒有新的超越，沒有能力看透事物的意義與核心，僅僅只是記錄（record）或紀錄（document），影像將自然失去了隱喻和延伸的能力；《看見台灣》的例子尤其可議，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新型態的政宣電影（propaganda film），當電影中的想像空間被扼殺了，逼使觀眾只能用「看見」來判別一切時，也間接宣判了紀錄片的死亡。
追求「眼見為憑」並沒有錯，只是，這是紀錄片所追求的「真實」中最粗淺的層次（試想，若台灣發生核災，面對不可見的輻射，我們又能如何用紀錄片表述與思考）。紀錄片作為電影的一種類型，其精彩之處，往往在於作者如何運用創意，處理那些「不可見／不復見的真實」，像是心理狀態、情感關係、歷史真相、回憶…等等，才能推展出真實的各種層次，帶領觀眾思考的更深更遠。
對可見現實照單全收的不思考（那些只想把文史影像化的紀錄片企畫案，那些只挑選／看待議題的紀錄片禿鷹），對紀錄片美學想像的貧乏（那些長相和意旨永遠類似的災難紀錄片），面對拍攝方法的保守與單一（那些拍片不思考方法和準則的作品），正是這些元兇讓台灣紀錄片失去活力與魅力，無力追探事物，一步步邁向死亡，就像以紀錄片起家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所說：「無論懷著多崇高的意志，在拍攝前就存在著結論的東西不是紀錄片。」
這就是我所謂的「紀錄片之死」，在《看見台灣》片尾中孩童站上玉山吟唱的歌聲中，在許多作品以大特寫鏡頭刻意捕捉主角的眼淚中，在逆來順拍、放大衝突的瞬間中，在那位業者所提供的片花，職棒選手一蹦一蹦跳躍著的、血淋淋的心臟為代表的血泊影像中，台灣紀錄片一次又一次的死去，是美學的死，是精神的死，也是意義的死。
「死」的宣告，意即應與過去告別，以不同的想像思考何謂紀錄片；「死」的相對，意味著曾經「活」。紀錄片的命脈所繫，在於對「何為真實」這項永恆命題的叩問和反思，勇於面對未知，每一遭拍攝都應是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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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電影欣賞》季刊158期專欄：筆像攝影機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