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0日 星期日

《阿鼻》:痛心的愛之告白

有時紀錄片會引發爭議,甚至令人質疑。其中最普遍的情況是,躲在攝影機背後的導演,拍到了主角的衝突、隱私或不堪時,必然會引起觀眾一陣緊張不安。這種情緒反應,在我觀看鄒猷新導演的《阿鼻》時不斷地出現,或許是因為倫理道德、信仰、價值觀…等等的觀念衝突,但隨著故事的推進,我開始思考一件事:「當鏡頭轉向自己最親密的家人時,導演如何能置身事外?」

《阿鼻》並非所謂的「議題電影」,也沒有採取題目先行的拍攝模式,其欲談論的故事難以一言蔽之。影片講述的是,這個僅有三人的小家庭,有著長年以來,因爭執而起的家庭暴力,導演的父親長期與母親爭吵不休,甚至多次動手打人,而母親仍然我行我素,雙方皆陷入痛苦的深淵,誰也不願意改變。做為兒子的導演在這樣的壓力下漸漸長大,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因此選擇自拍並非勇氣驅使或刻意想暴露隱私,迫使他拿起攝影機的動力,與其說是要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說是希望嘗試用創作的心情、用持著攝影機的姿態去面對與解決自身的問題,其所附帶的拍片者身分(能與兒子區分開來)則在過程中是相對重要的。

在這個前提下,《阿鼻》很明顯不是部和樂融融的家庭電影,相反地,片中不害怕衝突與展現負面,較像是一份個人的影像日記。

影片的開頭,置放了距今十幾年的泛黃家庭合照,然後以字卡告訴觀眾這些看似幸福的時光,在1990年之後再無出現,接著是一場激烈的父母爭執與吼叫,導演拿著攝影機,記錄下這些驚悚的時刻,但他也不時在攝影機背後頻頻發聲,就像是個法官一樣,壓抑情緒,語帶輕佻地質問雙方,逼迫他們承認自己的犯行,當受到質疑時他說:「攝影機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印證了是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拍攝,但也是藉由拍攝來武裝自己,逼使人以另一種立場或觀點去看待事實。



這段激烈的衝突結束後,片中接著安插了阿姨的介入調停,父母協議,終於離婚;但分居後的母親卻因「不想離開熟悉的家」而回到家中同住,類似的爭吵於是又繼續上演:最後導演分別理性地訪問兩人,包括了信仰、宗教、兩人關係等等問題,並利用交叉剪接使影片產生辯證,但父母的情緒與回應,卻都不脫離悲憤、無奈、責怪、不解、崩潰,甚至是前後不一的矛盾答案。真正的真相在導演鍥而不捨的追問下已無法掩飾,而那或許是,他們都只冀求對方符合自己心中美好的伴侶形象,不想改變自己,毫不在乎對方感受,被內在想像與外在迷戀所挾持,固守地不願意正視事實。以往我們習慣以二元對錯判斷事物的觀念,在追根究柢時似乎也無法適用;換句話說,家庭暴力的對與錯,在片中不再是單向的施與受,顯得模糊曖昧,與每個人的內在產生關聯。

對我而言,《阿鼻》真正揪心之處也在於此,身為親人,導演竟能毫不鄉愿地去剝開傷口,戳破偽善,正視根植於人心中的劣根性,檢視人性。但身為他們的孩子聽到這些回答,又該如何反應?情何以堪?於是類似的問題自己終究也必須面對,因而在片末,我們看到導演自己聽到難以置信的答案時,情緒失控地對著父母嘶吼咆哮,所謂拍片者的身分在同時也彷彿被拋開了,畢竟還是得回歸個人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感受,以及這個家庭所帶來的傷痛與折磨。

這正是導演所稱的「阿鼻地獄」,人陷在「(假像的)家」的痛苦迴圈裡相互折磨,牢籠沒有出口,也永無止境,暗示著人的改變是極其困難的。雖然這一切在導演的意念下看似極度灰暗、悲觀,但這些與父母的互動,其實同時也表露了導演對於「愛」的渴求與嚮往,這樣的自我剖露,使得影片就像是一則令人痛心的愛之告白,有機會看見人的脆弱、渺小與無助,充滿悲淒,無比感傷。

記得在2012年時,我曾與鄒猷新導演一起參加香港華語紀錄片節(最後該片獲得了短片組首獎)。在論壇開始前,當播放到《阿鼻》的片花時,我注意到他以手掩住耳朵和眼睛,不敢直視片中的一切,他說害怕會被捲入情緒的漩渦裡;而在離開香港前我們在機場巧遇,我才好奇地詢問他現在的家庭狀況(當然他無義務告訴我這些)。

從他大方的回答中,我明白影片已是過去式,雖然片中的情緒與場面仍歷歷在目,但情境和事件發展已經都不同了。我也清楚地意識到,紀錄片裡呈現的種種,都是導演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在紀錄片中,對私領域的探索,關於自我展現程度的拿捏,其難度並不會比拍攝公領域或講述公共議題來得輕易簡單,甚至可能是更艱難的課題(就像是導演必須面我對其私領域的好奇,也得有家醜外揚後又將如何的心理準備)。但有時這正是「自拍影片」的價值所在,個人題材同樣可以具備「普世性」,將情緒「轉化」成具溝通性的事件,講述人性複雜難解的一面。

看著他的坦然與微笑,我暗暗想著,現實或許並不如片中那般悲哀無解,就算是阿鼻地獄,生命即便扭曲,只要願意正視處理,應該還是有出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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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將於2月16日、2月24日於新北市府中15紀錄片放映院播映
原文刊登於「放映週報」第396期,此處為修改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