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神狗人》：流浪進化論

曾經有一群人，在1999年的夏天策劃了拍攝台灣離島的計畫，他們分別用著自己的視角凝視離島上特殊的風景和故事，最終完成了12部實驗紀錄片，充滿著濃濃的人文精神和大膽前衛的聲音影像，成了「流離島影」系列。

總統大選有感

來碎唸一點對於總統大選的想法，還有最近的心情。


1. 西藏事件與大選

「自由和民主是最珍貴的至上人權價值，這是完完全全沒有東西可以等價交換的！
一旦失去，就很難再回來了。」

最近的西藏事件
讓我想起自己過去曾寫過的一篇紀錄片觀後感想
「《我們還剩下什麼》：止不住的淚」
當時曾有85則珍貴的討論串
但因為我的blog被駭客入侵
連帶的都被刪光光了
看著現在的樣子
好像一切從不曾發生過一樣

中共目前所做的
正是像這樣的資訊封鎖與恐怖控制
企圖用盡所有權力去湮滅與否認自己曾做過的一切錯事
這真是可怕

將這樣的思維也放到台灣的總統大選來看
兩方政黨面對歷史以及面對大眾各種的疑惑
誰能夠誠實的面對
並檢討自己過去的錯誤
這才是值得人民去推選的

站在這樣高度上
政見的好壞就成為其次了
突顯的反而是核心價值與中心思想的問題
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


2. 創意

我很喜歡民進黨的文宣和廣告
特別有兩支
一支叫做「守護孩子，守護台灣」
另一支則是收集了國民黨立法委員問政時的粗暴言語→(這對我來說很有用，因為我很討厭這種問政方式)

結果出來沒多久後
國民黨也推出了一支「讓我們好好投」

廣告的概念上居然是一樣的
讓我覺得很沒創意
(說清楚一點，在選舉行銷上，綠營確實比綠營要有新意的太多)

而我認為「創意」這部分無論對誰來說都非常重要
延伸來講
創意有時候是在受限的環境下所激發出來的珍貴能量

它是一種得以調和許多複雜難解問題與各種價值觀的化學元素
它彷彿像是必須面對著許多條荊棘道路並作出選擇時
所另闢出來的神奇小徑
或許這條小徑不見得比較快速或好走
但卻可以讓人們長久與平安地抵達目的地

換句話說
創意不只是一種對世界特有觀念與想法的體現
它其實更是一種有所堅持的妥協和調整

特別是台灣在面對中國的強權
面對世界
或面對自己複雜的殖民歷史時
我認為「創意」是絕不可少的

道歉啟示：
後來查證，發現「讓我們好好投」並非國民黨廣告，在此道歉！

有許多話在討論串裡都有說到，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再發言。

3. 逆轉勝

逆轉勝成為謝長廷的口號
不得不說這句話真厲害
一方面容易嚷嚷上口
一方面又有著許多解讀的空間

除了選情的逆轉之外
好像也是在說著
要對過去民進黨執政時的惡習和印象
作出一番的「大翻轉」
好像在暗示著人民政府將會有新的風貌

因為說實在的
民進黨執政這八年跟過去國民黨執政時
許多惡習仍然是相同的
我不是指貪污貨幣案
而是說那些工程的發包啦
那些靠用關係而獲得利益或機會的舊思維啦
諸如此類的

而「逆轉勝」在和謝長廷常說的「台灣維新」合起來
在選舉的口號上
真是太強了

過去選舉時
都是以xxx競選總部為稱號
這次綠營卻以「台灣維新館」、「逆轉總部」為名
真是高招呀！


4. 變相買票

看到藍營昨天的什麼票櫃奇兵計畫要花4.7億
要請監票員
還要有投票專車... 等等
要命

我的疑惑
第一
錢從哪裡來
吳伯雄說這次選舉預算只是歷年來的三分之一

第二
先不論有沒有違法
票櫃奇兵計畫說是創意也好
但肯定會有「道德」上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藍營要這麼做
游走在「選舉道德」的邊緣我認為對他們沒有好處


5. 其他

至於大家要投票給誰或者不去投票
都可以阿
自己決定最重要


碎碎唸講完了。

希望西藏人民們能平安！


我們還剩下什麼？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2167597



請各位想留言者，必先看完此討論串！
謝謝！

2007山形影展評審感言：Let’s Meet Again in Yamagata

文：蓮實重彦
翻譯：木材林

木材前言：

這篇演講稿，於2007年山形影展的閉幕頒獎典禮上，由該屆評審團的主席，同時也是日本著名的影評家蓮實重彦發表。兩年一次的山形影展在2007年時則是第十屆。之所以會以「Let’s Meet Again in Yamagata！」為題，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由於財政問題，無法再繼續贊助影展預算，往年山形政府都約贊助影展總預算的80%，而影展的總預算約為兩億五千萬日幣。

於是影展主辦單位日後將成為一個在地的民間非營利組織（NPO），必須獨力負擔影展的盈虧及運作，許多人都為此對山形影展的未來感到憂心，也希望能為山形盡一份心力。會場外也有張貼許多海報寫著「大募集」，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組織，並以資金和行動來支持影展。這是此篇文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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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影片是以被評斷為目的而生的，所有的作品都以自己的觀點去捕捉事物。就這方面而言，一個競賽類評審的獨立位置，其實也有著相同的高度敏感性。但評審的意義僅僅只存在於影展的這段特殊期間，而且身為評審的我們也不是以一個能做出任何絕對客觀決定為前提（基準）而組成的專家團體。

然而，就像影展提供了許多觀眾與影片意外相遇的機會一樣，影展也使得評審委員們相會了。每一位評審都打從內心深處由衷的感謝山形影展，正是因為影展，讓這些極富價值的交流從偶然機會變成可能。今年，我們因為電影而相聚，評審來自加拿大、日本、菲律賓、葡萄牙和泰國。在經歷了各種不同劇烈、熱情的觀影之後，昨晚，我們進一步進行了超過五個小時的激烈討論。結果也已出爐了，但不用說也知道，評審們的年齡、世代、國籍都不相同，因此即便只是極微小的差異，最終都使得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選擇）。

而幾乎所有入圍的競賽作品都是以數位影像（Video）的形式拍攝而成，以膠捲（Film）拍攝的影片明顯的少之又少。這種情形，在二十年前的影展環境裡根本是無法被想像的，但這正是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潮流。數位科技的進步，發生在這段不上不下的過渡時期，它帶領著那些二十世紀對電影難以想像的眾人們更靠近電影。這種情形不但是被樂見的，也顯然是未來的必然之趨。

但我們並不能斷然地說，科技的進步就保證著作品擁有空前的創意性。當我們看見某些電影作品，確實很難的去認定（否認）它究竟有沒有受到俗稱的「電視化」裡的均質化（homogenization）印象所影響。對此我們愛莫能助，但卻對某些特定電影漸漸喪失了其獨有性，以及時間和空間的概念感到憂心忡忡。

儘管如此，對評審而言，我們仍像如獲至寶般，相當慶幸地發現不少優秀作品，並讓我們瞥見了二十一世紀電影曙光的可能。就像是中國導演王兵所拍的《鳳鳴：中國的記憶》，這位導演在四年前曾以技驚四座的《鐵西區》獲獎。

在前幾屆得獎名單揭曉之前，或甚至在定義什麼紀錄片之前，山形影展已經將問題的觸角伸向電影工作者和觀眾，究竟「電影是什麼」呢？

電影不能絕然地被分為「劇情片」（fiction）和「紀錄片」，電影在這兩種類型的範疇裡永遠是搖擺不定、模糊的，即便只是一點點。而無論這些電影作品是記錄的或虛構的，對人們而言，重要的並不是電影工作者如何（透過電影）去表現他們所關注的主題，而是如何透過操作攝影機的訓練，利用這些主題事件，去展露自身對於這世界的觀感。我們被這些問題深深吸引著，關於他們如何看待這世界，而不是藉由技術所呈現的世界。從影展的草創期開始，山形一直慷慨的提供人們有個可以交換我們對這世界觀感的場所。就因為這個理由，這份無價的經驗，其意義已經深深的烙印在這句「讓我們在山形再次相遇吧！」，這句於世界各地都能聽見的問候語。

所以「讓我們在山形再次相遇吧！」，這句標語將不會只是一時的，更不會沉默消失。它將不僅在一肩攬起影展責任的山形在地非營利民間組織（NPO）會員們口耳間流傳，也包括了山形市民、山形縣民，以及所有前來參加，無論是來自日本或世界各個角落的電影工作者和貴賓們。我深信這將是今天在這裡的我們所共有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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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http://www.yidff.jp/2007/info/07comments-e.html




木材後記：

文中提及的大陸導演王兵新作《鳳鳴：中國的記憶》，最後獲得了世界競賽的首獎「佛萊赫提獎」（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此片形式相當特殊，影片時間橫跨白天到黑夜，單單只是一個視角，幾個相當長時間的鏡頭（片長183分鐘），不管光線，捨棄特寫，無論構圖，不穿插任何資料片段，拋棄了任何技術上的嘗試，徹夜訪問一名經歷過文革時代的老婆婆鳳鳴。評審認為身處在數位來臨的時代，比技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內容本身，以及作者對待影片的「態度」，而《鳳鳴：中國的記憶》正是如此。



本文刊於紀工報第三期：http://docworker.blogspot.com/




不好意思，《記2007山形影展》的長文仍在投稿中，請有心讀者耐心等待，真拍謝～

《牆之魘》：人與政治…

屋裡的一面隔牆裡，藏著一位不能被發現的人。《牆之魘》的這個概念，是源自於施儒珍的真實自囚經驗。這段因二二八白色恐怖而生的悲劇，迫使具有左傾思想的施儒珍在其胞弟家所砌的牆裡，住了18年。在這段期間內受盡了生離死別的各種痛苦，最終因生病不敢就醫而死，被草草地埋葬在後院。

訪《寶島曼波》導演黃淑梅：過去到現在，與公部門的二三事

訪談、整理／林木材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淑梅好！如果要說最早與公部門合作的經驗，是否在全景時期就開始了呢？

黃淑梅（以下簡稱梅）：我是在全景成立一年之後才進去工作的。當時我剛從學校畢業，大約21歲。很多傳播公司都剛起步。因為全景的吳乙峰和李中旺之前曾和王小棣導演合作《百工圖》的拍攝案，那是一系列廣電基金會的節目，內容是關於台灣各行各業的故事，有點像紀實報導那樣的風格。

後來全景接了一季廣電基金會的帶狀節目，那一系列就是《人間燈火》，共有13集。那時候有些影片正在拍攝，有些片子準備要開始剪接。全景當時約有十位同事，一半的人做紀錄片，像比較資深的同事吳乙峰、李中旺、郭笑芸…等；因為我在世新唸書時是吳乙峰的學生，於是有機會看到《豬師父阿旭》，就被影片裡那樣的人深深的打動了，覺得這樣的紀錄片其實很棒！然後知道了這些主角原來是「人間雜誌」裡的題材，也包括了《月亮的小孩》和《李文淑與她的孩子》都是人間雜誌裡的故事，人間雜誌同時也是我們大學時必讀的教材。

木：我記得當時全景的工作型態，好像是一邊拍紀錄片，一邊也必須接些案子維持公司營運，這些案子好像公部門也佔了很大部分。

梅：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認為這些紀錄其實對台灣當代是很重要的。可是《人間燈火》系列一集的預算只有十幾萬，而一集都拍了一年多將近兩年，對公司來說真的是賠錢的。於是加上我總共三位年輕的同事就開始去接一些公部門的宣導短片案子。當時還是三台時代，這些宣導短片在當時八點檔過後，每天晚上的九點到九點零三分播出。不是給社會福利團體使用噢，是給「國家」使用的，像衛生署啊、交通部啊，小孩要準時打預防針，行人不可穿越平交道…之類的政令宣導。而新聞局就是製作這類短片的單位。

我們當時會寫劇本去投，我也因此和公部門有比較多的接觸。很有趣唷，我們都會特地去選題目，因為都會知道哪個部門比較難搞，像交通部和衛生署就比較棘手，因為題材太硬，也和承辦的官員有關；而我們最喜歡文建會和教育部的，因為文化性比較強，題目也比較軟性。

像衛生署的大多是小孩三歲前要打預防針、孕婦產前檢查…之類的。這類的短片約30秒或一分鐘，我們必須先寫好劇本去投，然後會有專門的人一起來開會討論。

木：那如果開會時他們不滿意怎麼辦？

梅：就只好繼續溝通修改，也因此遇到很多好氣又好笑的事情。譬如有人就會規定影片最後一定要放上「疫苗要分三次打」這樣的標語，可是我們想讓影片好看些，就只好拼命說服他採用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東西。我記得。因為自己當時剛畢業還年輕，我們就常因為這樣和承辦人員僵持不下，有一兩個劇本甚至卡了一個月，逼得公司會計小姐要我們快一點過關，不然公司會發不出薪水。但這些經驗會讓你覺得，好像某些部分是沒辦法溝通的。

木：那這樣豈不是很消磨你們的熱情嗎？

梅：是呀，因為那時我還蠻生澀的，都沒有自信和經驗。一開始我打電話去都自稱黃小姐，結果被公司的人笑說，「哪有人自稱小姐的啦！」，後來我都自己躲到小辦公室裡打電話，哈哈。嗯…，跟公部門交涉其實是需要有些自信的。因為有些部門真的很生硬，這樣的交涉過程於是也成為一種訓練，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跟你想要的創意無法吻合時，就必須去想要如何讓你的客戶滿意，用另一種方式去思考，一方面能維持自己的創意，一方面又能讓人滿意。

蠻不容易的。我甚至有一段時間認為─我畢業又不是要來做這些事情！也不是要和這些公務人員打交道阿…。遇到比較惡劣的人還會說：「反正我們出錢做，你就是照我們說的做就對了！」。但這是公司經濟來源，蠻無奈的，久了之後就比較會調整自己的心態，不是把所有責任都往自己身上扛。當你發現有些東西不是那麼快就可以改變時，自己的調整若能讓事情順利有進展，其實是可以這麼做的。因為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有些人就算你劇本寫好了，分鏡表都畫好了給他看，他還是看不懂，真的也沒辦法。

木：那有沒有像現在電影輔導金申請這種審核制度呢？

梅：那時候新聞局的審核制度哦，流程大概是這個樣子。假如我是拍衛生署的片子，那麼開會時，衛生署的承辦人一定要到，新聞局廣電科的人也一定要到，另外就是會請來很多傳播影像專業人或學者教授，他們就是所謂的專家，會對劇本或影像提出建議和看法。有些人很好，但有些人就很保守八股。所以那時候除了要面對公部門之外，還要面對這些評審人員。我們都會事先去探聽這次是誰來評審，如果是比較難搞的人，就會做更多的準備。

木：所以這算是與公部門接觸時最大的困難嗎？

梅：應該是吧！另外就是，因為公部門很多主題很硬，像法案，法令。這類要拍成短片真的很傷腦筋。我們當時會把主題寫在公司白板上，賺錢的短片小組進辦公室時就要開始想劇本，然後開劇本動腦會，邀請所有的人來提供意見和創意，慢慢討論使劇本漸漸成形。但有時候真的都沒人想的到。這算是另一個苦惱的地方吧。



木：現在你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影像工作者，可以談談你自己與公部門有限的合作經驗嗎？

梅：2006年4月全景傳播基金會解散。因為當時我還有一部九二一重建的片子《寶島曼波》要剪接，於是就搬回南部，花了大概十個月完成剪輯。在這期間開始和南部的朋友有接觸，因此認識了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畢業的姜玫如。

玫如因為長期在南部工作，所以有時會接到台南縣政府的案子。有次她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台南縣政府的案子，叫做「耆老話南瀛」，共有十個鄉鎮，希望用當地耆老的口述歷史，來介紹那個地方。

木：所以你就答應了？

梅：那時候想其實接也很好阿，因為自己雖然是台南縣人，對自己家鄉卻很不了解，甚至比對台北還不了解，所以可以趁機會去知道家鄉的更多事情。

接了之後也還蠻有趣的。就是縣政府他們…，預算少就不用講了，另外他們也有審核制度，你必須先跑田野，然後寫劇本，之後有審核會議，找些專家學者來看。審過之後才開始去拍，拍完之後再審片，過關之後才交片。

我接的是楠西鄉和南化鄉，都是靠山邊的鄉鎮，跑完田野後我擬了主題，但我對於每部片都要25分鐘的「規定」感到很奇怪。假如內容很豐富就會超過25分啊，假如內容精緻、短短的，那也可能會少於25分呀。後來我去跑了田野，發現「耆老話南瀛」這個企劃在現實上會碰到問題，因為很多人年紀都很大了，表達能力不好，口齒也不清晰。可能是我比較「高拐」（調皮搗蛋）吧，我就開始去抓這兩個鄉我感受到比較深刻的人事物，希望不只是一個深度報導片，而是成為一部有人、有故事的紀錄片，並且可以呈現這個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木：呃，怎麼說呢？

梅：在接下這個題目，跑完田野之後，我思考過，到底耆老們所口述的歷史，對現在的年輕人（包含我）或是未來的年輕人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認為，「歷史」之於人的意義，不只在於了解過去，更重要的是──人，因為認識過去的歷史，而瞭知自己當下所在的位置，也因此更認識自己，更能擁有開闊望遠未來的視野！（摘於影片企劃書。）

所以，我把這二集的題目主軸定調為這個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過去，是透過耆老們的口述，來展現這個鄉過往的歷史；現在和未來，則是透過鄉裡年輕人或中壯一代，他們在家鄉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們對家鄉未來的思考來呈現。所以，這二部片子前半段，確實是由耆老來口述地方歷史，但是，中段之後，便加入了鄉裡年輕一代的觀點和故事。

像這次我就記錄南化鄉一對年輕的教師夫婦，在山上的偏僻學校從事生態教育已經13年了；楠西鄉則是一對退休老師，大概60幾歲，他們在教外籍新娘識字、讀書、認識台灣的社會與文化。他們都是在地方已經紮根很深的人。

木：那這樣不就和縣政府的規定有衝突了。

梅：嗯嗯，我記得在審片的時候，大家就有意見了。開始說楠西鄉的這對夫婦不夠老，因為他們就是希望「耆老話南瀛」啊！可是我後來就說，不應該只是耆老來講故事，除了現實上要找到符合耆老條件（70歲以上）又思路清晰、言談豐富的老人家實在很困難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是，我想透過這二部片子呈現出這二個鄉比較完整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因為我總覺得這樣的片子比較能引起觀看者的共鳴，讓人去思考他跟過往的歷史有什麼關聯，而不是像照本宣科的課本一樣，歷史歸歷史，跟活在此時此刻的我們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我的劇本寫的很簡單，就是二部片子各都是二條或三條軸線，於是就有人要求說那你可不可以再講產業呢？他們總是想要一部片子什麼都包。可是當你片子什麼東西都要講的時候，就會沒有一個精神的核心。

有次開會，會中有人提出希望每部片子都能有統一風格，我就忍不住了，開始說十部片子有六、七個導演，你怎麼能要求每個人風格統一呢，這樣就沒有創意了呀。後來就不了了之。

木：這兩個案子好像都已經初步完成了，最後對方接受嗎？

梅：最後他們還是要求25分鐘。南化的片子有25分30秒，但楠西的片子只有18分鐘，因為以楠西的題目和篇幅18分鐘剛剛好，再加東西進來反而會有多餘的支線，模糊片子的焦點。評審也都覺得挺好看的，但問題就是卡在片長和「耆老話南瀛」這個企劃的主題，經過一陣討論，正反的意見都有，我也同意如果有更好的建議，願意修改片子，把片子後半段，不符合耆老資格年輕一代的部分拿掉。可是，突然有個評審老師說：「我認為這樣很好，楠西和南化這兩個老師非常精采，不應該拿掉。」結果反過來建議縣政府，是不是可以修改計畫名稱和辦法。

那次我就覺得，其實，你把片子做到好的時候。大家就會思考如果把這個東西拿掉的時候，片子是不是就會因此失色，而我是不是要做這樣的決定，是不是要想個更好的辦法。而且這過程也會引發大家去思考更多東西，所以其實到現在啊，大家還在想辦法…〈笑〉。

木：所以從過去到這次經驗，在和公部門合作的經驗上，好像彼此間的開放度、溝通和態度都是有進步的噢。

梅：從這個例子，碰到這樣的問題，像（縣政府）他們這次就覺得，對哦！這是個問題，而不會說這根本不是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態度。在這部分我會覺得很多公部門的規定，像統一片長、統一形式…，假如你把這些影片視為一種創作，而不是交差的東西，那就不應該有這麼多的框架去框住它，其實應該要更自由。但是自由的範圍在於，要讓這部片能更有創意，或更紮實。那些死硬的規定，譬如片長一定要25分鐘之類的，我並不認為那是一個對作品應有的態度。

木：謝謝淑梅接受訪談。


木材後記：在我自己以及聽聞他人與公部門合作的經驗裡，批評他者霸道氣粗的話語並不在少數。可是在這次訪談後，我卻發現「位階」和「專業」這兩個人們在無形中內化的價值觀，卻往往形成固執的偏見，成為事情無法順利完成的關鍵原因。除了儘可能的「溝通」之外，所謂藝術家的「創意」就是要展現在這樣受限的環境裡，就像過去許多在鐵幕時代下所產生的偉大作品一般。以創作而言，重要的是思想，以及人與人之間無私的交流，這是我自己的一點小心得。


黃淑梅簡歷：1969年生於台南縣白河鎮。畢業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1990年進入全景映象工作室。1991年開始創作紀錄片，1992年開始負責全景紀錄片推廣…。2006年完成九二一重建紀錄片《在中寮相遇》，2007年完成《寶島曼波》，兩片皆獲得南方影展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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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投票‧怎麼辦？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被教導投票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要選賢與能，選一個能為國為家做事的人！

慢慢長大後，一直到了現在，目睹了好多政治的齷齪面。無能昏庸就算了，弊案貪污也一堆。我還記得我人生裡的第一次投票，正好是兩千年的總統大選。那時候真覺得我的那張「票」是很珍貴的，我投下的票一定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要選一個能將台灣治理好的人。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天真的以為我的一票可以改變社會，讓社會更進步，往正面的方向挺進。

現在想起來不僅幼稚，也真是無力，我對於所謂的「政治」漸漸冷感。每次都推出那麼糟糕的候選人給我們選，然後分成國民黨、民進黨。到底是怎樣啊！黨說什麼你們黨員就要做什麼，那真的是很蠢的事耶。而且明明有時候知道黨的決策是有問題的，還要硬著頭皮幹下去，自己一點主見都沒有。每次都以黨為尊為重，這和跟過去以蔣為首，或中國共產黨喊著「毛澤東萬歲」，精神上根本是一樣的啊！（莫非黨就一定代表著你們的理想嗎？我才不信！）

不過這篇雜文不是要來批評政黨或候選人的，那根本罵不完。前幾天，我和許久不見的朋友一起吃宵夜聊天。談到了總統大選要投給誰的敏感議題。

朋友A撥撥頭髮：
「我應該不會去投票吧！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忙著自己的事情，對政治沒有了解。如果我要自己去投票，那我會覺得我是去亂的，因為我對雙方的政見一點概念都沒有。我總覺得要對各方面有全盤性的了解，然後去比較雙方的政見，那個比較有遠見，或是可以讓台灣更好，這樣子去投票會比較有意義吧！可是我只比較懂商業的部份，所以我還是不要去投的好。」

我想了想，挺有道理的，接著說：
「不可能阿，因為每個人都有侷限性，這是正常的。很難去全盤的看事情，因為這又不是一個事件。我覺得，這個社會每個人最在意或最關心的事情肯定都不一樣，像有人就關心商業、經濟；有人關心人權、社會福利；有人關心藝術、文化發展。所以這些人投票時，也許就會比較雙方的政見，哪個對自己比較有利的，投票就會反映在那上頭。」

「也許你會說，這樣如果看比例，社會可能會變成重商主義，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可是也別忘記，有時候社會也是會有另外一種制衡的力量出現的，譬如蘇花高要蓋了，可是環保的聲音就抬頭了。譬如法國大革命，其實也不是經濟或金錢導向，而是人們想要擁有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

朋友B皺起眉頭：
「你這樣講是一個理想狀態啦！但事實上，事情複雜太多了，很多所謂意識型態的東西老早就深植在人們的心裡。像什麼本省外省人，統一還是獨立，愛不愛台灣啦。每每到了選舉，政黨就為了要激化潛藏於人們心裡的意識形態，把這些化成口號，鞏固與擴張自己的支持者。你以為投票是一種自由意志的選擇，其實根本不是，那根本是個毫無理性可言的動作。」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好慘，怎麼覺得很悲哀。而且我覺得每次選舉，候選人都是瘋狂的去貶低對手，好像只要把別人壓低自己就會長高，都端不出什麼具體的政策，真的是很沒格調。」

朋友A：
「是阿。不知道耶…，我想我還是不會去投票吧！」

朋友B：
「嗯阿。怎麼辦？」


三個人望著碗裡未被豆漿稀釋的砂糖，低頭不發一語，時間滴答滴答的過去…。

沉默與無言以對，大概是到了每次選舉期間，我們共有的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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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當選後，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我記得爸爸一直守著電視，開票結果公佈後，黑藍的夜空綻放出七彩的煙火，氣笛聲不絕於耳，屋外的四周好像還有人開心的放鞭炮慶祝。爸爸笑顏逐開，一直對著不懂世事的我說：「台灣變天了，台灣人出頭天了！台灣人出頭天了！」

用放馬後砲的角度來看，天曉得爸爸在高興什麼。


不過這個政見發表倒是很中肯，外加超好笑！台灣如果出個這種人，不知道會不會選上。

要是你們以為選舉可以改變一切的話，就大錯特錯了。